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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扬琴百年史管窥

广东音乐演奏图

广东音乐演奏图

扬琴,是我国民族乐器中主要的击弦乐器,被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戏剧、曲艺的独奏、合奏和伴奏等所普遍采用。各地方扬琴的形状,琴体结构,音色及其演奏技法,虽大致相同,但由于我国是个幅员广大而且又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民间都拥有地方色彩鲜明、风格特性各异的音乐文化艺术。扬琴的演奏艺术,也随着民族音乐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地方民族风格的演奏艺术和流派。南方的广东音乐(编者按:即粤乐)、粤剧、江南丝竹、潮州音乐、潮剧、汉乐、汉剧等,因都具有南国风格的共同特性,故统称“南派”。又因南方各地方地理条件、生活习惯、语言和地方风俗的差异,故又在“南派”中分支形成了风格特点不同的诸多“流派”。如“粤派”扬琴的称谓,它也和“粤乐”的名称来源一样,是外省人给予的名称,因其演奏技艺具有显著的广东地方风格特点,色彩浓厚,且流行区域颇广,故有“粤派”扬琴之称。

扬琴源流的考证

扬琴之渊源,迄今尚传说纷纭,考证不一,存疑未释。王光祈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音乐史》中注释曰,(洋琴)“欧洲乐器,西历纪元后第十七第十八世纪之交(康熙时代),输入中国之物(?)”(附图见唐再丰《中外戏法大观图说》卷十二)。可见,王先生对扬琴是“输入中国之物(?)”的考证尚存疑。粤乐界和粤派扬琴先辈中,亦有言扬琴渊源于我国远古乐器“筑”,其据理是“筑”的演奏,是以竹尺击弦取音。但从“筑”的形态、结构、演奏时左右手的“分工”,均与扬琴悬殊颇大,除以“竹尺击弦取音”这一点较近似外,其余尚未找到作为扬琴“祖宗”可供考证的痕迹。经据一些史料考析,“洋琴”源于波斯、伊拉克一带,故早期有“大西洋琴”之称,于公元一六00年(明朝万历二十七年)输入中国之物,并始流行于广东,乃继后流传我国各地。

清朝冯时可著《蓬窗续录》一书,内有一段记载述及:“外国人利玛窦出自鸣钟,如小香盒,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又出番琴,其制以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按之,声更清越,按二器同自明有之,盖与眼镜同入中国。”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号西泰、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等。利玛窦是意大利马切拉塔城人,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我国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就是由他开始。他一方面将西方科学文化传入我国,另一方面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国情,为十六、十七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著贡献。利氏于一五七七年经耶稣会批准,赴东方传教。一五八二年(万历十年)八月七日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之召,抵澳门,为利氏入华之始。初在香山(中山),广州与当地官方交涉入华栖身之地,几经周折,于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抵广东肇庆,在高要县城东小市顶筑室以居。其住寓于崇禧塔附近,因当地百姓嫌其宅有碍“风水”,常以石块掷其住寓,以图赶走“番鬼”。这就是我国早期发生袭击教会的“崇禧塔之案”。利氏难于栖居肇庆,次年,移居韶州,继后曾分别在南京、南昌等地办教。一六00年,利氏得神宗旨诏赴京。《熙朝崇正集》中,对利氏赴京朝见神宗皇帝时之贡品,有详细纪载,利氏从国外带来贡品,有十九物三十一件:“时画天主圣像壹幅,古画天主圣母像壹幅,天主经壹部,圣人遗物,各色玻璃……,自鸣钟大小式架,映五彩玻璃石式方,大西洋琴壹张,……。”其他尚有“大西洋各袱色共肆匹,大西洋布并葛共伍匹,大西洋行使大银钱肆个”等等。此外,利氏尚作《西琴八曲》。据“蕃琴”、“大西洋琴”之称,这是广东人(粤人)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对从外国所进口的东西之习称,如从国外进口的布匹、纸张,均用“洋布”、“洋纸”之称,进口的货物总称为“洋货”,另也有用“蕃”字之称,如从国外引进的农产品“蕃茄”、“蕃瓜”、“蕃莳”、“蕃石榴”等。尚有以“大西洋”称谓的,如“大西洋茨”、“大西洋菜”等。粤人以简便起见,故把“大”字省略,简以“西洋”称之。

著名粤派扬琴家邱鹤俦先生,在他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八月版)编著的《琴学精华》一书中论曰:“我国之扬琴,名称不一,上海名为‘洋琴’,北京名‘铜丝琴’,更有名为‘铜线琴’。”“洋琴”、“蕃琴”、“铜线琴”、“铜弦琴”,其实际上与上述考证史料记载无异。“洋琴”、“蕃琴”、“大西洋琴”均以其源于“洋”所赋之称谓,“铜线琴”或“铜丝琴”者,则以其琴弦的性质是以铜质铸成丝状而得此称。除上述称谓外,早期的粤人,尚赋以她多种称谓,如:此琴形如蝴蝶,故称“蝴蝶琴”;有因此琴音色清丽,明亮清澈而悠扬动听,故称“扬琴”。粤人尚有以“扬”字顾义者,说从扬州所传,此传无确凿资料可作考证,仅属“误传”之列。在粤派扬琴演奏竹法中,虽有“扬州竹法”一种,此乃粤剧前辈移值“扬州腔”用于粤曲所至,这些都皆属清朝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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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