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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的雅和俗

粗看一下文章的题目,使人不太好理解。流行歌曲本身就是很通俗的,怎么还会有所谓雅、俗之分呢?其实不然。流行歌曲只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歌曲形式称谓,它大概兴起于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此之前就是近、现代所谓的“学堂乐歌”时期。其实,我国传统音乐历史上,一直没有“歌曲”这样的一种称谓。唐、宋时期有“大曲”与“小曲”之分,大曲当然就是指那种大型冗长的歌舞音乐表演,至于小曲概念其界限就不那样清楚明确了。唐、宋时有称为“曲子”的,“曲子”与“词”相联系成为“曲子词”,这些大致是相对于大曲的,一些结构较为短小的乐曲。之后,说唱音乐的曲式如“嘌唱”、“小唱”、“缠令”、“唱赚”等很盛行。到了明、清时有被称为“山歌”、“小曲”或“小调”者,那时也还没有“民歌”的称谓。至近、现代“学堂乐歌”的兴起,大概为了区别这种新式的歌曲,于是将我国传统民间的小曲称为民歌、小调等。这是因为“学堂乐歌”的主体是引进西洋歌曲的形式,而非是我国传统民歌、小调的曲体。刚开始时是将西洋歌曲的旋律曲调(大部从日本间接引进),填入汉语歌词而来的,后来才慢慢开始既创作歌词也创作曲调了,这样,我国名副其实的歌曲形式也就产生了。可见,这种新颖的歌曲结构与我国传统的民歌、小调的结构是不相同的。歌曲体产生且发展了之后,根据歌词内容和曲调进行及结构等方面,开始有了类型上的分化。例如,有抒情歌曲、群众歌曲、艺术歌曲、流行歌曲、儿童歌曲,等等。由于涉及的方面较多,通常也很不容易归并分类。如果仅从字面上解释,流行歌曲就是每一时代或时期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歌曲,历史上所谓的时曲就是流行歌曲名称的前身。流行歌曲按今较狭义的解释,首先,在题材上较少以历史上重大题材,以国家和人民的大范围为对象,它是偏于个人情感的抒怀,爱情生活的追求,甚至个人情绪的渲泄为主,带有极强的娱乐性质。其次,如果在内容上不易分清的话,那么从形式上讲,流行歌曲的曲式结构、旋律与节拍,以及伴奏乐器等方面均有它明显的特点。例如,曲式结构较单纯,旋律的音域、音区变化幅度不大,但节奏的交叉变化较大。以当今的流行歌曲乐队来说,常运用架子鼓,电声乐器或增加一些萨克斯、小号等乐器,常运用舞曲风的节奏型伴奏,等等。从唱法上讲,就是不同于意大利美声唱法,不以颤音为基本装饰,歌声较为平直的一种唱法,这与传统民歌、小调的唱法也不太一样(如多用气声唱法等)。当然,这些均不是赅括之论。因为流行歌曲可以把各种题材,各种歌曲结构形式,各种伴奏乐器形式,以及几种唱法及其结合型等都包括在内。所谓流行歌曲的崛起,实际上也是歌曲体及其唱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嬗变,这种嬗变自近代歌曲体产生以来一直是存在着的。只不过在某一时代或时期中,由于政治、社会、历史等原因,偏重于一种定式;而在另一时代或时期中,偏重于另一种定式而已。如果定位于个人情感的抒怀且带有娱乐性质的流行歌曲,那么,现代以来,黎锦晖于1927年成立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可以说是打开了现代流行歌曲之门。是年5月又以“中华歌舞会”名义进行演出。1928年又成立“美美学校”,1930年成立“明月歌舞团”,后又打入了电影圈,将歌舞团改组为“联华歌舞班”、“明月歌剧社”等。开始主要是创作的一些儿童歌舞剧(曲),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由于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大都反映了小市民的生活情趣,故而在城市里特别的流行。后来他创作了一批流行时曲,如《毛毛雨》、《桃花江上》等,为我国流行歌曲首开先河。之后,几经沉浮这种流行歌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复苏。那时台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风靡一时,总的来说她的歌曲还是比较雅致的。虽然歌词浅显而通俗,但大都为诗体、词体或押韵的散文体,与之相适应的是在旋律曲调进行上,还是非常音乐化甚至民歌化的,听来十分地流畅而舒展。具体地说,乐句分割较为明显,落音富于对比,旋律的线状波浪起伏较大,唱词(字)的节奏交叉并不强烈。尤其是这一类歌曲的唱词,常给人以一种文学上的莫大享受。例如,比较突出的如陈蝶衣作词、王福龄作曲的《南屏晚钟》一曲,唱词写得既通俗又令人寻味: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思乡梦。它催醒了我的思乡梦,思乡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其中的巧妙之一就是它的韵脚押得特别的好,押的是“中东”辙:“中、丛、踪、风、钟、送、梦、用、红”。其实“风、梦”两字是“庚亭”韵(eng),其他字为“东同”韵(ong),因这里运用剧韵而可将其合并。正是由于韵脚押得好,歌词的意境一下子就突显出来了,给人以非常形象化的视觉印象。如“森林中”、“一丛丛”、“树摇风”、“夕阳红”,前三者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后者是鲜艳的红色,相互映衬颜色对比极为鲜明。又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给人以一种开阔深邃的视野和无限眷恋的情怀。再如“心坎中”、“思乡梦”、“什么用”,则触及到了人的心灵深处,表现出那种无比的惆怅和感概之情,这就是此曲歌词的高雅之处。相对来说,此曲的旋律曲调与结构,比起歌词来似乎稍逊色些。它是采用了歌曲体的A、B、A结构,前面的A是(a+b)+(a+c)+(a+b)+(a+d),上下乐句和上下乐段的对比明显。B是(e+f)+g+(e+f)+g1,因词格节奏不同,故而构成对比段落。最后的A是再现段但歌词不同,这种曲式是歌曲体中是最为常见的。

南屏钟是杭州西湖名刹净慈寺中的一口重11吨的青铜钟。每当暮色苍茫,梵钟长鸣,山谷皆应,故名“南屏晚钟”。原来的钟是[明]洪武时期铸造的,清末被毁,绝响已近百年。上世纪80年代初,寺庙集青铜10余吨,新铸直径为2.3米的大青铜钟,从此中外游人又能听到“南屏晚钟”那山鸣谷应的旷悠之声了。

再举一曲是邓伟雄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此曲的唱词基本上是诗体格局,但也可看作是过渡而成的词体,韵律则不甚整齐。与其旋律曲调相比似乎曲调方面更胜一筹,运用的是比较标准的西洋抑扬格曲式。也就是乐句均从弱拍上起,结构为A(a+b)+(a+c)+B(e+f)+A(a+c),歌曲的曲调结构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除上之外,现在大多数的流行歌曲,尤其是港、台流行歌曲发展的趋向,是另一种腔词关系的类型。它的歌词已呈散文化,通常在前、后段中前段的旋律完全就像讲话似的,语调较为心平气和,也非常低调,仿佛是在缠绵地倾诉;偶而用了一些较高的音,似乎又是诉说间有一点激动。这种把唱词(字)基本上放在一个旋律平面上的做法,是现今流行歌曲常见的旋律形态。当然,真的如讲话那样直言平叙,必然就会失去音乐的魅力。于是,就在节奏上多加变化,如字间关系的密集,节奏上运用后半拍起、切分音、附点音符,以及字不落板槽等变化形式,同时也突出了句的语调来。如果你按谱面节奏死唱,好像还是挺复杂难唱的,其实你就按讲话似那样唱并不很复杂。故而有的歌者就按录音来学唱,反而感觉到容易唱。而后段常较为旋律化一些,我们可以感觉到那种旋律线的高低起伏,情绪仿佛也激动了起来。可见,这类歌曲旋律有时可以作高低不同层次的块状变化,有时也可以结合字调作非块状的旋律曲折线条变化。只要做到字调处理上不很明显违背唱字的声调规律,在节奏上也没有明显的破词感,任何的声调摆字与节奏处理,都是符合于腔词正常关系的,这就是当今流行歌曲中俗的一方面。例如,王文清词曲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喔!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此曲的唱词虽然是一种散文体,但也押韵写得较为深切动人。曲调则与唱词密切相配合,前段旋律最主要的是旋律线不呈大的波浪型起伏,而是像讲话叙述似的非常平坦,偶尔有小七度的反峰式大跳音程,这就有别于通常歌曲体的旋律进行特征了。后段的旋律起伏较大,似乎讲着讲着有点激动旋律也就上扬,结构的上下句式也较为分明了。像这种通俗的歌曲,要在总体上把握它的情感抒发。由于它常常是以旋律曲调为主的,唱词上的美感常处于次要地位。更有的这一类歌曲甚至唱词仅作为一种虚字式的陪衬,主要是通过旋律曲调来宣泄一种情绪而已。当然,流行歌曲“雅”要雅得有情致,而“俗”也不能“俗不可耐”。正如传世名著《红楼梦》中那样,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语言口吻。例如,在“行酒令”时贾母是:“一轮红日出云霄”,薛姨妈是:“十月梅花岭上香”,黛玉是:“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是:“双双燕子语梁间”。而刘佬佬是:“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头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的粗话,但别有一番乡下人淳朴的情趣,而纨绔弟子的薛蟠是:“嫁了个男人是乌龟”、“绣房钻出个大马猴”以及更不上台面的粗口话了。可见,流行歌曲的或雅或俗确实也是有高低文野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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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