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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探索是提高琵琶质量的关键

满瑞兴

满瑞兴

前时曾有台湾一电视台来京为我录像,主要录制作琵琶的工艺过程及其它民族乐器(如:板胡、坠胡等)的部分工艺,并谈及如何把握做琴的质量。近来,一些媒体或刊物如北京电视台的《点点工作室》栏目,《北方音乐》月刊或访谈或撰文又都涉及到这一问题。今年2月为琵琶圣手刘德海再做一把老红木琵琶,到手后他略加调试随即便演奏了:一曲新作《喜庆罗汉》,此曲依十八罗汉排行第二的伽释迦罗汉而作。演奏之投入,曲子之美妙,使人领略或朦陇视觉到这位罗汉在超越凡尘的上界那种恬淡。幽静且脱俗,闲适。安然自得的情景。一曲终了,彼此长谈,话题自然地又接触到琴的质量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十分简单,拙作命题已做了解答。但具体讲来,我认为在制作任何一种民族乐器时,都必须深细地了解其尚存的不足,任何探讨性改进都不能略带盲目性,都应有根有据,并征得名家的共识,才能具有明确的主攻方向,才能使工作得以进展。倘得某些突破,切忌溢美过甚,忘乎所以。要知道人生在世总是学习的多,自己一点一滴的收获是极其渺小的。 

琵琶发展到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它的进步融汇了多代人的智慧。正是他们把琵琶的四相十三品改进成了六相二十四品,平均律的采用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一些新的演奏技巧。新的指法也相继诞生,因此新型琴不光能更好地演奏传统曲目,且能适应新创的难度较大的曲目,也是他们一改缚手的原有用材——牛角质、木质、牙质为竹质材料,在制琴实践中悟出了以前的用材不易共振且有抑音之嫌。是他们摒弃了丝弦,而用尼龙或金属弦,使音色特质不变的情况下增大了音量,满足了大庭广众场合的需要。还是他们,一改独块面板为两块合拼面板,懂得了独板弦切材振动迟钝,合拼板的径切材会使音质更为纯正。音色更加优美。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改进始自谁人,其说不一,我更无从考证。但这些成功的改进涤讪了现时琵琶的基础,也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只有不断地探索,不断更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摁准时代的脉搏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60年代开始国家投入了很大人力财力,为五种常规民族乐器制定部颁标准,使多年来一直是量材施工的琵琶有了国家统一的标准。后又再度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条款,一直为各厂家延用。但是标准只能是框架性规范,对琴的一些细微处不能落笔纸上,特别是对琴的最本质的东西——声音,更无具体要求。因此仍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琵琶本身仍有一些未知领域、不解之谜,期待我们一一破解。如:音准问题(多出自琴弦)、音哑问题等等。制琴者实不宜自我拘泥于标准之中(标准应常修订,它的修订依据是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琵琶目前的确还有值得我的探索改进的许多课题。上面讲到面板由独块材过渡为两块合拼材是一大进步,那么三块或四块合拼是否可以?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我经常把三块甚至四块合拼板用于新琴或旧琴的修理上。在今年4月下旬大连市艺术学校成立的庆典上,刘德海就是用三块合拼面板的琵琶演奏《十面埋伏》,这足以验证此法的可行性。面板的每部分不都是品质最佳处,若裁去较差部分把优质部分几块拼合,这种优选法式的用材是非常可取的(对于大面积的优质材则大可不必)。 

60年代初曾举办第一次全国性民族乐器评比,北京的琵琶一举夺得魁首,此琴出自先师傅立山先生之手。这是他多年来精心探讨不断改进的必然结果。他的制作经验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了到达更新彼岸的航标。但是此后不久“文革”便开始了,“文革”浪潮冲击了所有领域,文艺单位更为突出,几乎全面停止了活动,甚至一些名气很大的艺界朋友都有改行的强烈倾向。此时本来设有研制机构的北京民族乐器厂,谁还敢提乐器改革之事?直到“文革”后期老厂长刘凤重又担任厂长后,马上成立了带有研制性质的定活组,我时任组长。不进则退,在这动乱的年代,北京的琵琶一度徘徊不前。后来对琵琶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调整,包括各加工细节。结构的合理性及遴选原辅材料。直到中央音乐学院来厂定制了5把牙相琵琶(陈泽尺。吴俊生、李光华、孙维熙、邝字忠各得一把)才使北京琵琶重又恢复了声誉。后又为刘德海、王范地。杨静,李景霞各制了牙琴。刘德海在“上海之春”用此琴演奏,得到老一辈名家卫仲乐等人的肯定。自此北京琵琶站稳了脚根。 

几十年来北京琵琶虽曾一度险跌低谷,但它毕竟有着极其扎实的根基,目前它的市场较前扩大了,覆盖率高了,海内外名家手上几乎都有北京的琵琶。如果说北京的琵琶保住了上乘的质量或者说有些许提高的话,那么我的结论仍是命题那句话:不断探索是提高琵琶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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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