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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天游舞台剧《兰花花》说起

陕北民歌《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流传最广的典范作品之一,久唱不衰,并多经演绎。近期,由中国国家东方歌舞团与陕西省志丹县歌舞剧团共同打造的大型陕北信天游歌舞剧《兰花花》引起了民众的观注与讨论。

本文试从法律制度与文学的角度分析这一舞台剧作——《兰花花》其歌、其剧都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不能将其简单地界定为文学作品或音乐作品(广义的音乐作品应当包括戏剧),其应是文学作品与音乐作品的混合体,但是,因本文将更加注重从情节入手展开讨论,故在此将其当作用音乐方式表达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一、其歌、其事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蓝个英英(的)彩……”《兰花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爱情悲剧故事编创而来的。

兰花花原名姬青芳,小名叶子,1919年出生于延安南川临镇街一个农民家庭。其长相俊秀,十六岁时已出落得端正水灵,像雨后马兰花一样惹人喜爱,因此人们给她送了个绰号叫“兰花花”。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一名红军战士与兰花花一见钟情,二人偷偷相爱。后因红军奉命过山西东征,二人只能暂时告别。兰花花的父母认为女儿败坏了自己的门风,便托媒人把17岁的兰花花许给临镇后街富户任老五的的小儿子任小喜,任小喜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因在宜川抢劫杀人被处决。第二年,兰花花又被父母强迫嫁给了临镇一个姓石的富户人家。兰花花在石家受尽折磨,日夜思念自己的恋人,终因精神过于苦闷,于1942年正月病死,死时24岁,留下一女一男。

红军战士东征胜利回到陕北后,得知兰花花被迫嫁人,心中非常难过,但又怕给兰花花带来麻烦,没敢去看望兰花花,只能独自苦闷。若干年后,当他听到兰花花病亡的消息后,悲痛欲绝,长病不起,并在医院治疗中暗自构思了怀念兰花花的相思之歌。出院后,他恰好又转业临镇文教科当科员,不久又调到临镇小学任教导主任。因为他还朝思暮想兰花花,便把在住院时编的兰花花歌曲整理出来(全长84句),把任家改为周家,教学生和村民演唱、传诵,《兰花花》很快在临县、延安、宜川、绥德等地传唱开来。后经延安鲁艺音乐工作者收集整理,迅速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大江南北。全国解放后,唱遍了新中国,也传到了海外。

二、其剧

比真实事件更广为流传的是民间传诵之作。因为,真实事件本身的特殊性不足以反映社会的一般性问题,生活本身的非紧凑性不足以突显所指,现实行为方式的受压制性更不足以表达愿望行为。

“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便死了”,人们可以用一种普遍性共识(此种普遍性共识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及社会问题)形成对于作品的解读,而不论此解读是否系作者真意,作品此时变成了人们表达一种普遍意愿的载体,人们出发于作品生发出一种认识,又基于这种认识,将作品进行“异化”,以使其与认识更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作品如此,真实事件何尝不是如此?譬如,人们对于邓玉娇案的关注远不在于案件本身,其思考范围远不限于邓是否系正当防卫这一偏技术考量性的法律问题,而着重在于思考由其引发的权力滥用、性捍卫、道德意识等当下重要的社会概念及其关系。因为,这是人们在当下生活中普遍遭遇、探询甚至讨伐的问题。

兰歌引发了人们强烈的认同,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心中正在生长或已然成熟的对于包办婚姻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来源于人们自身直接或间接的情感体验——即爱情因未得到制度保障而致凋谢的痛楚感。爱情是一种古老的自发的感情,不以有制度保障为条件,但是当爱情未得到制度保障时,便会游离于制度之外,某些游离形式幸运地固守了爱情,如远走他乡,终成眷侣,另外一些游离形式则未能保全爱情,并最终将人物再次释放到社会,并分别进入到制度中,这就必然产生了大量对旧爱不能释怀、对当下制度颇有腹诽的悲剧中人。《兰花花》类的作品寄托了他们共同的心声——伟大的作品不在于其远离人们,而在于其即是人们所思。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其共同性亦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婚姻史中,这种共同性主要体现为:制度所保障的父母之言与制度并不保障的个人意志之间的紧张关系。民间流传的《兰花花》正是这种典型形式的典型反映。

舞台剧《兰花花》保留了反映民间创作中反映普遍共识这一重要特征,并进一步丰富了剧情,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悲剧:兰花花与同村的五娃两情相悦并产生爱意,该村的地主却想为其未成年的儿子娶兰花花为妻,在媒婆的巧言利诱下,兰父跪逼兰花花嫁给地主之子,结婚当日,五娃前去抢婚并与地主及其家丁发生肢体冲突,地主拿起长条板凳欲砸五娃却打中其子的头部,其子当场死亡,地主将其子之死迁怒于五娃,将五娃五花大绑并严加鞭笞,并派人欲将兰花花用毒馒头毒死以殉其子,正值此危急关头,媒婆心中悔悟,偷偷救出兰花花,获救的兰花花救出伤痕累累的五娃,二人出逃路上,既累又饿,兰花花想起出逃时从地主家拿的一个馒头,便想与五娃分食,五娃舍不得吃,让兰花花一人食用,并跑到山头查看是否有人追赶,待回头看兰花花时,兰花花已身中巨毒,原来,这个馒头就是地主准备毒死兰花花的毒馒头,爱人死在自己怀中,五娃悲痛不已,天地为之一震!五娃抱着兰花花的身体,以天地为证,拜了天地,完成了二人心中长久的心愿,只可惜,那时已是生死两隔……

三、封建婚姻法律制度

《兰花花》唱词中的“正月里那个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表现的是封建婚姻缔结程序。

主要是家长包办婚姻。《诗·齐风·南山》载:“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即必须是“父母之命”。封建婚姻的成立还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即所谓“六礼”。

在婚姻缔结制度中,还有一项重要制度便是媵妾制度。中国古代法律不准多妻,但允许纳妾。皇帝、贵族在正妻之外还娶媵,媵是随同皇后、夫人陪嫁之妾,其地位比一般的妾高,也叫“贵妾”。一般地主官僚可以蓄妾。法律上妻妾的界限极严,这是因为宗法制要求有嫡庶之分,妻所生子女为嫡出,妾所生子女为庶出,嫡子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于庶子,在财产继承上优先于庶子,皇室的王位也由嫡子继承。妻、媵和妾的地位不同,在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也有差别。唐律规定:“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封建法律为了维护宗法统治,规定妻只能有一个,而媵、妾则可以有几个,以至数十百个,所以媵妾制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表现。

除婚姻缔结制度外,还有婚姻解除制度。主要表现为“七出”、“三不去”。

“七出”系封建法律规定的丈夫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又称“七去”或“七弃”。《仪礼·丧服》贾公彦疏所指“七出”就是无子、淫、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和恶疾。《大戴礼记·本命》所指“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三不去”即妻虽有“七出”之因,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夫亦不得休弃:“有所娶无所归(休弃时无娘家可归),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不去;前贫贱后富贵(婚后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夫富贵者),不去”(《大戴礼记·本命》)。

最具封建特色的婚姻解除制度当属“义绝”。“义绝”是封建法律规定的强制离异制度。依唐律是指夫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杀等情形时,必须强制离异,违者判处徒刑一年。

四、悲剧何在、幸福何在?

鲁迅先生说,悲剧在于美好事物的毁灭。但是,悲剧不全在于此。

朱苏力先生也曾用法律解读经典文学作品《梁祝》,他认为,梁祝二人的悲剧在于,解决一般性社会问题的规则无法解决个例。即包办婚姻制度的设计没有考量到自主婚姻选择的个例。

可是,问题果真如此吗?

法律制度本身是并不是问题,无论法律信仰说本身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与煽动性,制度的根本属性仍是工具性,信仰法律的意义在于我们应当爱护法律制度这个工具,因为人类无法靠赤膊上阵改变世界,也不能恣意妄为定纷止争。而且,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存在不关心个例的问题。悲剧主要不在于制度本身。悲剧似乎在于人对财富的过分倾慕性。

在《兰花花》类的悲剧中,体现为父母对于财富优势者的选择,体现为包办婚姻与自主意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现代社会体现为本人对于财富优势者的倾向,体现为面包与爱情的选择关系。

选择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理性,因为现有财富就如同一幢临海别墅,在这里能望到大海一般诱人的生活前景,虽然,这座别墅本身并不必然永远属于当下的眺望者,或者大海可能意味着海啸,但是,人们还是认为,当下拥有比当下不拥有的风险性要小。

包办婚姻制度中的择富而嫁亦即是此种理性的体现。问题在于,人从来都不限于是一个仅寻求安全生存的生物体,其是生物、理性、情感、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复杂混合。正因为这种复杂的混合性,人类才在不断地探询“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原问题。

而包办并不考虑,至少是不重视考虑二人“是否爱情”这个问题,这是被包办男子的悲剧,更是被包办女子的悲剧。因为,得不到爱情的男子可以通过在封建社会得到认可的纳妾制度与娼妓制度补充爱情,而女子往往只能艰难地求存于爱情枯竭的生活中,因此衍生出一些为常人所诟病的行径,上至后宫嫔妃与太监诸等的丑闻,下至民间女子之间的变异性取向即可为证。这是社会道德的不幸,更是人的不幸。

在现代社会,自由婚恋方式基本上取代了包办婚姻制度,但是,社会依权富拥有量区分人的特征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保存甚至强化了人们择富而嫁的心理,消逝的包办婚姻制度仅去除了爱情性婚姻的其中一条绑绳。

择富而嫁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富有与爱情并非对立关系,问题在于,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不能兼得鱼、掌。当择富而嫁变为因富择嫁时,婚姻便极易因为缺乏感情而干涸。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人对感情的需求如同对三餐的需要一样乃本性使然。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婚姻中缺乏爱情,那么,他或她在家庭外寻求感情供给的可能性便会产生。这也是现代婚姻中出现高离婚率及婚外情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段的结语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自由的婚姻选择真的能较有利于成全爱情,那么,为什么自由的婚姻选择却导致高率离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自由选择配偶这种模式具有高风险性。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包办的特征在于人们无结婚及离婚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婚恋的特征则在于人们在有结婚自由的同时,亦有离婚的自由。结婚源于两情相悦,离婚亦有可能是因为迟到的两情相悦,这便是“相见恨晚”。古人在这时往往感慨“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句话表达了遗憾,但更主要表达的是对现有婚姻的坚定固守,这种固守来源于道德观及制度拘束,现代人中的一部分人因为没有了这两重拘束,便而更容易弃旧择新,这样就造成了离婚。很多人都这样,就造成了高离婚率(有一点需要表明,有离婚自由权对于女性而言是一项权利,虽然这项权利是痛苦的,但它是可贵的)。

又一个问题产生了,那就是,人在一生中,不仅会“相见恨晚”,还可能“相见又晚”,“相见再晚”?如何面对这个基本的心理学问题,不断结婚、离婚还是索然不要婚姻?应付这个问题,有记得有人回答过四个字,那便是—— 敢于错过。但是,这种回答对于跃跃欲试的人而言,显然是没有效用的,各种对抗婚姻拘束的现象层出不穷。这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社会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追随西方的经济步伐,也在产生西方曾经产生过的社会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正是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所经历过的。

那一时期,西方国家出现过各种对抗主流婚姻家庭(我将其界定为守卫现有婚姻观念及一夫一妻制度)观念及制度的现象,可是,这些现象最终都慢慢闭幕了,不是谁强制它去退化,而是因为这种现象会产生很多问题。

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开始不满于一夫一妻制,认为它束缚了人性,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联合家庭”——若干家庭生活在一起,共妻、共子。有的组织干脆与婚姻家庭无关,仅仅共同取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革,按照西方国家一些学者所说(如琼.哥德曼),这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这样的改革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各种疾病及社会问题,其中较为明显的即是由于家庭的不正常所导致的子女失教问题。美国教育学者晋思迈斯特说,层出不穷的青少年犯罪构成了美国的社会危机,而这些不良行为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便是家庭的失职,解决这个社会危机的一项根本对策便是重振美国家庭,他说,无论社会用多少高昂的代价,警察、监狱、法庭、戒毒所,都不能够取代家庭的功能,不能够弥补家庭渎职的后果。

针对各种”缚束人性”说,我们的回答是,法律与制度的根本作用之一就在于束缚人性,因为,人性与权力一样都具有被滥用的天性,不加限制的人性只能导致灾难。对人类婚姻史略有了解的人便知道,不受约束的群婚制(或许只能称其为群婚“状况”)是人类婚姻史上的婴儿时期,它产生的各种弊端使得人类开始自觉约束自己的求偶本性,并逐渐学会采用婚姻的方式将这种拘束功能制度化。当然,过去似乎总在寻求复辟的机会。

值得警醒的是,在现代婚姻中,感情与由此产生的责任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制度或伦理,去强有力地限制住现代人的离婚自由。而坚守的感情与责任感则依赖于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历史证明,单独法律之治与单独道德之治都是人类的灾难。但是,二点论中必定有重点论,我认为,道德教育应当成为根本,虽然,这种教育无法短时间内显现成效。电影《孔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卫国的王向孔子询问,如何能巩固统治,孔子答,使民富,卫国的王又问,现在卫国富人已不在少数,为何仍有争斗?孔子答,需用德教。这句回答在现在听来,尤其引人反思。法律与制度永远无法约束道德上败坏的人,相反,坏的人可以侵蚀任何好的制度。制度的作用不可忽视,人的作用却是最根本的。及于本文,包办或自由的婚姻制度均不能保证或毁灭幸福的婚姻,关键在于人们对待婚姻及财富的态度。

用一句话做为本文的结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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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兰花花 姬青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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