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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旧曲笛的律制(二)

近代以来,国势积弱,传统文化的根基受到动摇,即如制作乐器一端,亦有衰落的征候。我曾试一旧笛,管身极细,其六孔间距一如通常,但是其出音孔、第三孔及吹孔三者间距的比例,则完全失调,也就是说五度或四度音程的基础就不对,整个音程系统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要之,其制作者显然丝毫不曾理解开孔间距的物理意义,只求形似而已。不过,这种粗制滥造的笛子在当时亦仅为游戏之用,并不能吹合。吹合用笛,大多精制,决无此弊,可以旧日声音资料为证。不必太早,太早的唱片本身可能发生萎缩变形,以致影响音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录音质量较好,当时昆曲尚用旧笛,听上去决无不和谐之病。

    五十年来,民族音乐逐步受到有计划的“科学化”(实为“西化”)的改造。在乐器领域,“科学化”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强迫各种乐器的律制向钢琴看齐,即尽可能地采用十二平均律。当然,支持这种运动的信念之一是:十二平均律的精确计算是由中国人朱载堉首先做出的,这本应当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运动的深层内涵,乃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屡战屡败的中国人站在西方文明面前的一种曲折心理的体现:屡战屡败,所以自卑,自叹不如人;自卑却不甘心,所以缅怀祖先的伟大光荣;但这种缅怀是建立在自卑基础上的,故尔其“伟大光荣”的标准早已因自卑而置换为西方的标准了(当然,因为不甘心的缘故,这“西方的标准”又不得不遮遮掩掩,得不到坦率的承认,故又掺杂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评价标准因自卑而产生的激烈更替,是许多传统文化在近一个世纪内难以为继的最主要原因。以律制而言,十二平均律的精确数据固然由一个中国人在1584年之前予以确立,却并不曾影响当时及以后的音乐实践(民间音乐早已有采用平均律者,显然不是朱氏理论影响所致)。而在西方,平均律理论一经确立,立刻得到迅速推广。同样的律制理论在不同地方的不同遭遇,乃是因为两处音乐实践的性质不同、标准不同,换言之,各自有其历史的原因。盖西人音乐尤重器械,而诸器之中,键盘乐器以其机巧,最为西人推崇,西人之采用平均律,实为键盘乐器对自由转调的需求所致。中国人则信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重人声、轻器械,即乐器如弦乐,其转调完全可通过指法调节,管乐如箫笛,由于构造简单,用平均律反会引起转调困难(详下),因而并无采用平均律的必要;至于朱氏对平均律的计算固然卓越,却完全不是出于音乐实践的需要(根本不存在这种需要),而多半是出于对乐律神秘意义的迷信,是以并未得到理会。然而,十八世纪以来,西乐以大合奏的需要,大量的乐器都被改造为平均律(平均律在音乐上的个性最为折衷,因此在三律中成为主导)。百余年来,西风东渐,国人对西乐略有认识,于是眩于其宏大,昧于其历史,竟以国乐大合奏为目标。欲行国乐大合奏,必先划一诸器之律制。好在西人故事在前,无非萧规曹随,况且十二平均律是中国人首先确立的,自然堪举为祖先的光荣。以上述国人曲折心理言之,则所光荣者(朱载堉的新法密率),实西人之所尚(十二平均律),实际上,其判断优劣的标准已置换为西方的了。这一心理的直接后果,是举朱载堉之理论而否定我国数百年来活生生的音乐实践,其实质就是以西方的标准(具体而言,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标准)否定后者,朱载堉的理论则是自我否定时的遮羞布。事实上,就连杨荫浏这样的大家,在五十年代也曾指责过中立音的“不科学”,虽然杨先生在晚年改变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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